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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当学术与政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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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是学术鼎盛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形成巨大影响的，却只有王安石与二程兄弟这两派理论，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
王学与程学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徽宗时期，双方的斗争主要还是表现在政治范畴而非思想领域。
靖康以后王安石的所谓“新学”
被否定，程氏兄弟的洛学曾经一度活跃了近十年，但此后也同样遭到了排斥。
洛学这一段短暂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扶持下的结果，当时的宰相赵鼎并未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洛学的精蕴，而高宗天子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对眼前利益的考虑而并非出于对学术的尊重。
至于秦桧当政后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学的做法，更是独裁统治必然带来对学术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般规律的典型表现，此中道理自是不须分说。
就本朝而言，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肇始于王安石，元祐时期的种种做法又加剧了这种劣习。
思想家和学者如果入主政坛，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来对待学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错误正在于此，二程之一的程颐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于此病。
学术上的真理绝非是用强权就能树立的，朝市之显学若非是一种宣传手段，便一定是荒谬错陋的俗学。
对以往经验的反思使南渡以后的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反对赵鼎一味扶植程学的张浚、后来主张对学术派别不当一切摒弃的叶谦都是其中的代表。
不过，排斥异端是政治的内在要求，并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转移，有识之士的努力相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威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南渡以后的杰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潜心学术所创立的哲学，假如聊备——家而容与修正，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难以预料的是，政治却不容许思想意识独处事外，最终必然会选择某种理论标榜于庙堂之上而成为官学，朱熹之学同样也没能避免王安石新学那样的命运。
当然，这是本朝后期的事情了，但一种思想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成为钳制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例子。
如果他知道自己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不知是否会黯然神伤。
朱熹的理论直接起源于二程，而二程哲学则是继承发挥了本朝以来一种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形成的，后来的人们将洛学的师承划归于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看法虽不一定确切有据，但从二程及朱熹的学术渊源上看，他们接受濂溪之学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
周敦颐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对“心性义理”
之学的畅幽抉微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理学”
的开山之祖。
“理”
者，道理、法则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理学就是有关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学。
孔孟之后，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义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绝。
濂溪之后，张载、二程、邵雍等大师辈出，这些思深之士始终不懈地锤炼心智、发展性灵，有意识地从具体的现实向形而上转化，以千年的文化传统为积累，转益多师，厚积薄发，从思想上对人生、社会、国家的终极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终于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横空出世，开始奠定未来中国的思想基调。
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
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
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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