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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伐异，历史总在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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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
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
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
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
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
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
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
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
，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
。
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
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
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和推动力。
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处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帝听。
朝野上下随之而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心怀顾望，都在猜测着皇帝的动向，不敢贸然站出来说话。
十月份，除丧听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几位身边的宦官，执政大臣们以为天子亲政之初先擢内臣，纷纷表示不服。
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这封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奏疏对熙宁、元丰的非难和谩骂达到了极致。
元祐诸臣危言耸听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气盛而带有强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
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
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
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
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
新年的二月，李清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
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
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
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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