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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与快意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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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离开朝廷与天子的倾向当然也大有关系。
变法已经持续了九年多，在强劲的反对面前，本来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弃锐进而转向守成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政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妥协，神宗的后十年就属于这个渐变的过程。
尽管如此，至诚恻怛、思怀振作而心忧天下的神宗皇帝依旧值得称许。
没有神宗，就不会有王安石，更不会有十几年的变法图强。
历史也有着它独特的惯性。
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后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丰”
，元丰时代持续了八年的时间，除了在官制上作了一次大改动外，其余措施都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做法。
八年间，宰执之臣有吴充、王珪、元绛、章惇、蔡確、冯京、吕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与中和派共同当政，这也是神宗后期有意识地采用“新旧人两用之”
策略的结果。
其中王珪居相时间较长，在延续熙宁新政方面，尤其功不可没。
这位被人称为只会说取旨、领旨、得旨的“三旨相公”
虽然无所发明，但他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参知政事，跟随王安石从事于新政，此番感于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业，居然也能做到顺其自然，绝非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元丰的平淡是相对于熙宁的轰轰烈烈而言的。
其实，神宗天子依旧年轻而有志建功，特别是在用武开边收复旧地方面一直心有未甘，但对外作战却始终未尝胜果。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对西夏发动的强大攻势，尽管兵民合计有近六十万人，可还是一无所获。
改革固然使国家的财政和边防有所增强，可并没能唤起帝国同仇敌忾的决心。
早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人威胁要重划地界时，所谓“纳污含垢，且求安静”
，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张就已经成为朝野舆论的主流。
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说，当听到天子有亲征的打算后，中外臣民益更忧惧，以至于“心陨胆落”
。
在这些懦弱胆怯的人来看，即使是弃北而西，去征服稍显弱小的西夏，也是个招引祸患的事情。
当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决意西讨时，知枢密院事孙固认为“举兵易，解祸难”
，吕公著认为“既无大将，不如且已”
，老臣张方平嘱苏轼代撰奏疏，甚至说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
。
帝国的普遍心态如此，第二年九月，当永乐城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后，皇上从此意志颓丧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我们这位有作为的天子死得太早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不幸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
天子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注定又要给帝国带来一位年幼的少君，这就是史称“哲宗”
的赵煦，即位时年仅八岁，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
一个缺少专权的政治真空，往往是久被压制的在野势力重新登台的最好机会，这个月底，司马光入朝吊丧，便引起了京城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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