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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推测，代宗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因为怀让之死确实已经对其他一些勋臣造成了震撼，并且，代宗本人也正深陷于一种因得不到这些元勋支持而导致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不得不通过对李怀让及自身形象的再创造来重新挽回朝廷在这些佐命元勋心目中的形象，并再次赢得他们的信任。
而代宗所遭遇的困境就是在吐蕃入侵之时，像李光弼这样的平叛功臣不愿护驾。
关于其时李光弼等人不愿护驾的具体原因，《资治通鉴》的叙述道出了一部分真相，即：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
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
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
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
[20]
据传世文献记载，代宗初年为程元振“忌疾”
的“诸将有大功者”
至少有以下几位，除了在吐蕃入寇之际不愿入关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光弼并称的佐命大臣郭子仪，身为元勋的宰臣裴冕，可能为元振构陷而“自杀”
的李怀让，还有一位则是在广德元年初入朝谢罪而为程元振等所陷、最后为代宗赐死的平叛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
而对程元振这样一位基于代宗宠信而“中外咸切齿”
却又“莫敢发言”
[21]的权宦，只有到了吐蕃入侵、代宗幸陕之际，像太常博士柳伉这样的大臣才敢上疏称：
犬戎犯关度（渡）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
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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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局势下，代宗才不得不在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
[23]。
这样看来，李怀让墓志的撰写时间很可能就是代宗在广德元年底返驾长安后不久。
在总算逃过一劫后，代宗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修复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
而为李怀让撰写墓志就是这些修复措施中的一项。
至于墓志的作者常衮，其时正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24]，因此由其来撰写墓志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而我也怀疑，之所以选择将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放在十月四日，很可能就是想要故意利用吐蕃焚毁建陵一事。
既凸显了怀让“勋臣”
的地位，也是为其不明不白的死亡，以及根本不可能陪葬建陵的事实寻找一块天然的掩饰牌。
而将一场根本不可能举行的葬礼，与规模隆重的两汉大臣孔光、邓宏（弘）的葬礼相提并论[25]，其中掩人耳目的用意也是不难体察的。
而到了《实录》编撰的时代，如果李怀让确是曾因程元振的谗毁而“自杀”
的话，那么彼时的史臣应该已经不会像常衮时代那样，对这位虽在广德元年十一月被代宗削夺官爵、放归田里，但其后因代宗感念程氏当年拥立自己即位的旧功（当然还应该包括认真贯彻代宗抑制元勋意图），复令其于江陵安置的宦官再有任何忌讳。
这也是我们得从旧纪中一定程度地了解怀让死亡真相及其促成者的原因。
当然，如果在李怀让“自杀”
事件中，代宗所负责任更大的话（实际情况可能也确是如此），那么到《实录》编撰的时代，由于当事人的全部离世，史臣将促使怀让自杀的罪名扣在程元振头上，既部分地还了怀让的清白，也保住了代宗的名声，也许比起墓志，这倒是更障人耳目的一种方法。
[26]
四、宦官与同华
讽刺的是，无论是程元振还是代宗，其实都没有在李怀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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