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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称韩滉在德宗驾幸奉天之时“握强兵，迁延不赴难”
[184]，并认为韩滉之所以会被德宗委以度支、盐铁之职，乃是因其“献羡钱五百余万缗”
[185]之故。
当然，后世史家对韩滉评价不高，甚至抹杀其中兴之功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由于学者对藩镇体制心存芥蒂而不满韩滉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另外，因为学者对当时韩滉与德宗、与中央间的矛盾认识得不够准确，误以为韩滉的骋志就必然是藩镇跋扈的体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相较于两唐书，《资治通鉴》在这方面相对就比较中肯和客观，这也正是司马光在史学造诣上更胜一筹的地方。
当然，韩滉本身也并非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其诬劾元琇、弄权树党在当时应该确有其事。
其“以前辈早达，稍薄后进。
晚岁至京师，丞郎卿佐，接之颇倨，众不能平”
[186]应该也是较为可信的论述。
但诚如新传作者所说“盖自其性云”
[187]，这主要还是他性格方面的不足。
因此不能因为这些记载就否认他的奉天定难之功，甚至谬言其心怀异志。
有趣的是，学者对韩滉的评价到明清时期依旧未达成一致。
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在他的著作《读通鉴论》中以为：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连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泚内逼，天子匿于褒、汉，李楚琳复断其右臂，韩滉收拾江东以观成败，其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
[188]
将韩滉与李希烈、朱泚、李楚琳等反唐之臣相提并论。
但清末学者李慈铭却认为：
刘晏、韩滉，皆唐功臣之最也，天宝、贞元之不亡，二人之力也。
[189]
又将韩滉重新放到了一个左右唐室命运的勋臣位置上。
韩滉究竟是一个匡扶唐室的功臣，还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野心家？经过上文的一系列分析，我想已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韩滉及其所领江东十五州的支持，德宗便不可能在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争中化险为夷，而此后的贞元之兴更无从谈起。
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上韩滉的真实形象投射到文本中时却被歪曲了。
这并不是说文本的作者要有意歪曲韩滉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态度与韩滉时代已经不同了。
正如陆扬先生所指出的：“和唐前期相比，唐后半期的社会更是一个各种社会力量聚会纷争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冲突而颇为混乱的时代。
这并不表示这一阶段的社会在政治文化上不再具有共识和凝聚力，而是说这种共识因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变得游移不定。”
[190]于是文本中的韩滉形象自然也就由于这种价值观的游移不定呈现出了不相统一的特点。
而这种不相统一的特点实际上也正代表了贞元、元和两个政治规则不尽相同的时代各自的政治面貌。
而对于唐以后的人们来说，我们对藩镇时代东南藩镇性格的认识，即东南藩镇应该是养兵少、实力弱的印象，也恰恰是以元和时代以后东南藩镇的性格为认识对象的（尽管我们在做这样的选择时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既然我们对东南藩镇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的认知，那么我们对待韩滉——这个东南藩镇藩帅的认知也必然如此。
我们先验性地认为，韩滉也应该是一个于当时时代而言不怎么显山露水的人物，他于境内治理可以有不俗的表现，于书、文、乐、画也可以有很高的才性（正如中晚唐时代不少江东廉帅一样，而且韩滉也确实是一个在书、文、乐、画领域有很高造诣的人物），只是不能左右朝政走向、决定唐廷命运（宪宗以后出任江东地区观察使，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官员转迁的一种资历。
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朝廷党争、排除异己的理想去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作为东南藩镇藩帅的身份。
但实际上，韩滉根本不是，较之那个被后人熟知的创作《五牛图》的画家韩滉，韩滉在他的时代，其意义却毫无疑问首先而且必然在政治领域。
作为一个具有杰出气概，但同时也颇为强悍的东南藩帅，韩滉是一个站在当时政界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所以我们矛盾了，我们对韩滉的历史认知出现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了。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总算还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爬梳，通过对韩滉与德宗间种种细微关系的剖析，通过对韩滉历史形象转变原因的条理，还原一个还算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韩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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