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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系一下韩滉的权相生涯仅仅持续了四个月，韩滉与德宗间的矛盾，德宗在其死后对朝政及江东政局所作的调整，以及其实早在德宗上台伊始便已埋下的他们君臣不和的种子[178]等事实，就不免会让人对韩滉的薨逝产生种种疑窦。
当然，没有史料的证实，这些揣测和联想也仅仅只能停留在揣测和联想的层面。
而真实的历史却是，在唐末的一些笔记小说里，韩滉的功臣形象确已发生变化了，诸如“势倾中外”
、“威势胜于王者”
[179]等语已经见诸其中。
晚唐五代杜光庭编撰的《神仙感遇传》中还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称韩滉原是孔子弟子子路的转世，因“常有不轨之志”
，孔子担心他在人间触犯刑法，因此托人带信给他，让他“谨臣节、勿妄动”
，韩滉因此而“恭黜谦谨，克保终始”
[180]。
更是将韩滉描绘成了一个有不臣之心的藩帅。
韩滉的形象何以会在唐人笔下有如此大的出入？仔细分析一下上述文本我们发现，其实唐人笔下韩滉形象的出入并非无迹可寻，其中其实存在着一个渐变的过程。
据上文分析来看，韩滉功臣形象的转变似乎最早是从《戎幕闲谈》的记载开始的。
而至晚唐，虽然也有像《独异志》这样的态度，但总的趋势是韩滉的负面形象越来越突出，至《神仙感遇传》而达极致。
窥探这其中变化的原因，或许还需要从《戎幕闲谈》这本书入手来寻找一些线索。
此书的作者韦绚在大和年间曾担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巡官，《戎幕闲谈》便是记当时李德裕所谈。
[181]因此也可以说，此书中的记载多少能反映一些李德裕的态度。
众所周知，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是唐代中后期“抑藩振朝”
政策重要的支持者与推广者。
唐后期不少骄藩被裁抑与打压就是在这两人手中完成的。
其中在元和初年帮助宪宗平定西川、浙西两镇叛乱，为宪宗后来的“元和中兴”
打下基础的就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而被镇压的叛帅李锜则是韩滉的后任。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李锜得以叛乱的军事、经济基础半是靠韩滉时期的经营继承得来的。
当然，没有资料表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韩氏家族的人有什么过节，但他们对于悍帅的反感显然是无可置疑的，而从上文的分析来看，韩滉恰恰也是一位悍帅。
以上所说，并非意在得出韩滉形象的转变与李德裕有关这样的结论。
而是想说明，导致唐人对韩滉舆论转变的原因，或许还应该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中来寻找更为恰当。
具体来说，就是当宪宗上台后，采取了与德宗后期对待藩镇不同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强悍的南方藩帅们在宪宗的打压下一个接一个地垮台，南方藩镇的性格也因此发生彻底的改变，而相应的，舆论导向自然也就要发生变化。
如此，可能才能解释为何在德宗时期备受敬崇的功臣韩滉，其形象在宪宗以后的历史记载中会显现出愈来愈浓重的被诋毁的意味。
加之笔记小说的记载本就大抵出诸传闻，往往又要经文人润色加工而辗转相抄，韩滉由功臣一变而成为叛帅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史料中所体现出来的唐人对浙西藩帅态度的游移不仅体现在韩滉一人身上，陆扬先生在讨论韩滉的后任李锜叛乱的问题时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李锜的身上。
并且认为这正是中晚唐时期士人价值观紊乱的征兆，而这种价值观的游移不定又恰恰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造成的。
[182]
正因为投射在文本中的唐人的政治价值观和判断是模糊的，因而据行状为蓝本，但又综合唐人笔记小说记载而成的两唐书本传对韩滉的评价自然也就不会高了。
旧传作者以为“滉杀元琇，奏瑞盐，逞斡运之能，非贞纯之士，刻下罔上，以为己功。
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获免，余无可称”
[183]。
新传虽未就韩滉的生平事迹进行评价，但观其行文，对韩滉的贬抑态度似乎更甚于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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