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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的任命涉及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关键地区。
对李峘的任命与永王此次东巡无直接关系，有关的是魏仲犀与刘汇两人。
魏仲犀的前任山南节度使本就为永王璘，史称当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军队攻陷东京、进逼潼关时，玄宗本已有过“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
[97]的设想，只是当时二王并未出阁，所以真正处置山南东道事宜的还是原襄阳太守、本道采访使源洧。
[98]考虑到襄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玄宗在任命源洧的同时，还一并任命了宪部郎中徐浩为襄阳太守、本州防御使。
[99]源洧很快就去世了，而不久前刚被源洧接替的原江陵长史庾光先也很快离开了江陵来到襄阳。
徐浩和庾光先两人此后的动向是很值得注意的。
因为这两人此后都离开了襄阳，并且一同赶赴肃宗的行在，又都得到了肃宗的重用。
尤其是徐浩，其在到达肃宗行在伊始即被拜为中书舍人，此后肃宗的诏令也多出徐浩之手。
[100]现存的储光羲《奉别长史庾公太守徐公应召》一诗就是诗人为送别一同离开江汉的庾、徐两人所创作的。
[101]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庾、徐二人究竟是在永王到达襄阳前还是后离开襄阳的，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当永王开始由江陵“东巡”
时，此前被玄宗任命的数位江汉大员——源洧、徐浩、庾光先、李岘，都已因各种原因弃永王而去，而且大都投向肃宗[102]，所以现在留在江汉一带的只有被永王安排继续驻守江陵的永王傅窦绍了。
[103]这兴许就是玄宗在此时令魏仲犀出镇襄阳的一个原因。
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南阳的抗贼形势此时依然不容乐观。
因此作为南阳的后方，如果襄阳这样一个军事重镇缺少了太守级的人物坐镇，看来终究是说不过去的。
而此次被玄宗委派出任襄阳太守、山南节度使的魏仲犀虽说曾是杨国忠的亲信，但这并没有妨碍玄宗对这位随其奔蜀的大臣的信任，在玄宗于奔蜀途中颁布的《册汉中王瑀文》中，授命担任汉中王李瑀“傅相”
的正是魏仲犀。
汉中是山南西道的治所，因此此时玄宗令山南东、西二道合一，并委派汉中的二把手魏仲犀赶赴襄阳任职，显然是一项相当合理的举措。
至于曾为江陵郡都督府长史的刘汇，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永王的旧部下。
[104]在《命三王制》中，刘汇被玄宗任命为盛王傅。
但盛王并未出镇，而此时，随着永王的“东巡”
江淮，刘汇又被玄宗授以“丹阳（润州）太守兼防御使”
一职。
显然，这是直接配合永王“东巡”
的一项人事安排。
至此，帝国南部的玄、肃阵营壁垒分明，位于长江上、中游的剑南与江汉由玄宗的信臣占据要津，而前者未争取到的下游三位大员则全部站在肃宗一边。
现在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上述这条证明玄宗在背后支持永王“东巡”
的证据会出现在《旧唐书·肃宗纪》中。
正如学者的研究早已指出的，涉及“永王之乱”
的许多官方资料在此后都被肃宗方面动过手脚。
这在《旧唐书·玄宗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自至德元载八月玄宗册命肃宗，到次年十月玄宗出蜀，玄宗在蜀中一年左右的活动在旧纪中完全脱落了。
所以可能以《肃宗实录》为依据的旧书《肃宗纪》却能保存这条资料[105]，着实令人诧异。
实际上，这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
因为据玄宗八月十六日所颁的《令肃宗即位诏》，玄宗在他的让位诏文中已经明确讲到了：“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
换言之，玄宗在进行上述人事安排的同时，已经将这一安排告知了肃宗。
所以在有关肃宗的档案中，这条史料会被备案，并且被此后不明玄、肃之争隐幽的史官编入《肃宗实录》中。
如此看来，玄宗的这一举措即便有支持永王、对抗肃宗的意图，那也是公开而非隐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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