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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
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
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
的重要性。
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
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
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
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
以此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
二字的精神。
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
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
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
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
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
他所谓的“官气”
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
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
就是绝妙写照。
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
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
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
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
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
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
，“徒饰纳谏之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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