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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曾国藩深为折服。
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
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
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
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设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
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正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拔起于湘江楚水之地，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蕴。
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
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口向，因此二人具有某些相似处就不足为怪了。
青年毛泽东就学湖南一师时，受杨昌济影响很大。
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程朱理学为宗。
他非常推崇曾国藩，对曾氏诗文、家书、日记精心研读。
直到1914和1915年，他还以全副精力阅读和抄写曾氏著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欲在一月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看完不看他书之意”
，“昨日将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
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学精神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立法为主。
余谓改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
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叹服不已。
杨昌济在育人过程中，极力提倡湖湘文化中的实学传统，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圣贤豪杰，立德立功，德业两全。
他向学生推荐曾国藩，在与青年毛泽东的谈话中，还以曾国藩为例加以勉励：“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的指导中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从曾国藩那里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
他在所写的《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对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颇为推重。
由于受经世实学传统的薰陶，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德业俱全、内圣与事功并修的圣贤豪杰。
他仔细辨别了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
。
他所指的圣贤，已包含了豪杰，因此是德业俱全的最高境界。
这种人格，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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