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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
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
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
。
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
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
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
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
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
。
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
1856年，他对罗萱一味回护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
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
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名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
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
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
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名浮于实”
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
字也有分寸与技巧。
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
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
实”
转”
愚”
之嫌。
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间津。
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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