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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的认识是相通的。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
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
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
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就象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
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
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
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
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
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的话。
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
这也是一个例证。
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
。
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象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
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人。
一个人做事，不做则已，一旦做了就应该把它做好。
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都应该尽心竭力，想尽办法，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种敬业爱业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一个做大事必须具备的素质。
刻刻存爱民之心
曾国藩语录：官不爱民，余所痛恨。
中国自古就有俗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能就决定了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
曾国藩于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一再上疏希望统治者爱惜民力，收拾民心，减免捐税，改革经济。
同时，他自己在从政也是刻刻存爱民之心，凡事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
曾国藩一生的重要的时间在都用在率军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三江两湖战场上，为了给湘军筹来足够的粮购经费，他施展一系列辗转腾挪的功夫，想尽办法才勉强维持了全军数万官兵的俸银、粮饷。
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看到了饱经战乱，贪官污吏搜括和天灾人祸中的“民间疾苦”
。
于是主张所有的“官”
都要发自“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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