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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
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扶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它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
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
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
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
，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
因此，他只能采取“委曲求全”
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
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
，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
的骂声随之腾起。
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折辱、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
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
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
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
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
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
。
他后悔自己在“剿捻”
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
，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
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
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媾和签约的穆彰阿。
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
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众矢之的。
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却不置一词。
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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