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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
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
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
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
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
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
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
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
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新科学，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
——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
的时代。
有这么一个问题：“谁来把守守卫者？（11）”
我们可以延伸来发问，监护我们的人又由谁来监护？或者，管理者又由谁来管理？答案可能很乏味，监护者、管理者根本无需监管。
就像在某些社会学博士们口中似乎流行过的一个令人动容的说法，说社会学的博士们绝不会被社会的权力腐蚀。
像加拉哈德爵士（12）一样，因为心地纯洁，他们一分的力量有十分的功效，而他们之所以心地纯洁，是因为他们可是社会学家呀，他们可是花过六千个小时学习社会学的呢！
哎，算了吧，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
除了这些出于伦理和心理原因的担忧，还要加上一种纯科学性的担忧：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吗——社会工程师依据此理论进行社会管理，又从这理论中找到种种说辞，为自己操纵民众辩解？
举个例子，埃尔顿·梅奥（13）曾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这种愿望是人性的彰显——即使不是最强烈的彰显。”
但我会说，这句话毫无疑问大错特错。
或者有人会具备梅奥描述的这种愿望，但其他人并不一定如此——此愿望其实是气质与遗传的结果。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倘若其理论基础是假设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
，那么，对于组织里的男男女女来说，他们就好比被捆绑在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14）上，只有经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他们才能适应这个组织。
再比如，人们用抒情的语言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误读，可是当下众多的社会关系学家是何等佩服这样的著作啊！
“行会、庄园、乡村里的成员，在其一生中，都受组织保护，得享和平与宁静。”
我们很想问问，这些中世纪的人需要保护，那么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肯定不会是组织里的权势者要残酷欺凌他们吧？
至于所谓的“和平与宁静”
？我们只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弥漫的是无数人长久的挫伤、深刻的忧愁、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针对的是那僵化的等级体制，以至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通道彻底封死，至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人，则几乎没有自由迁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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