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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绘画色彩中的精神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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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作为新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画家，石鲁绘画中所体现出的探索精神，契合了时代方向和艺术的发展轨迹，并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独特的形态与精神品质。
在石鲁的绘画中，色彩的选择与呈现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时代的精神性特征和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它不仅源自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符号化系统，而且扎根于时代与人民所赋予的审美趣味，而其中所洋溢出的独特精神性，为传统绘画的当代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石鲁，原名冯亚珩，1934年就读于由其二哥冯建吴和朋友创办的“东方美专”
[1]。
冯建吴曾就读于四川美专，师从王一亭、潘天寿、诸乐三等人，系统学习过传统绘画，石鲁受其影响很大。
在东方美专读书期间，石鲁也开始学习西洋绘画，并逐渐产生了兴趣，打下了在素描、色彩写生上的基础，为其后来的写实性创作提供了条件。
1939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后，石鲁“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他原有的艺术知识相结合，从而走向了革命艺术家的道路”
[2]。
这条道路就是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
早在延安时期，石鲁就画了大量的速写，这些速写多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人物形象以短促细密的线条组成，注意到造型的准确性，同时也突出了明显的光影效果，在风格上让人想到伦勃朗的铜版画。
石鲁在延安也创作了一批版画，比如《群英会》（1946）、《劫后》（1948）、《说理》（1949）等。
在这些版画作品中，造型的写实性与现实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劫后》表现的是延安军民收复延安后的情景。
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的村子中弯腰收拾的老奶奶形象，既表现出延安遭到敌人肆虐后的惨状，也表现出延安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典型的革命题材作品。
由于条件所限，在20世纪40年代，石鲁多以铅笔写生和版画的形式进行创作，用色极少。
至于色彩方面的探索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石鲁的作品延续了先前的写实画风。
1950年创作的《变工队》《剪羊毛》《藏文教员》《巡山放哨》《煮奶茶》《侦查》等，都是描绘在祖国西北边疆人民生活的作品，活泼生动。
在语言上，石鲁基本遵循客观对象的色彩规律和造型特点，以线面结合的手法真实描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新气象，质朴而感人。
在色彩上，除了少数作品有主观的成分，绝大多数作品按照写实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将光影和冷暖色的关系表现出来。
比如《侦查》中牧民和解放军战士皮肤的色彩、光影下冷暖色的变化、主体人物和背景的色彩关系等。
1952年，石鲁创作了《王同志来了》，这件作品表现的主题是汉藏两个民族的亲密关系，王同志和藏民的亲密关系是画家创作的主旨，画面上的人物造型厚重有力，色彩稳重，近处的白羊、羊圈的红色砖瓦，画面当中的王同志和牧民身上的青色、红色、白色，都没有离开写实的要求。
稍远处的帐篷中，燃起的炉火给人的暖色效果与帐篷外的冷色形成反差。
远处则是透视下隐约的山峦和逐渐模糊的牛羊。
除了版画、速写和国画外，这一时期的石鲁还创作了很多写实风格的油画和色粉画。
比如1951年的油画《老农民》、1953年的色粉画《自画像》等，前者描绘的是侧身而立的一位男性老农，在灯光下若有所思，光影的效果十分强烈；后者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画家微侧的头像，造型结实，色彩稳重，有光影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所创作的《幸福婚姻》兼具写实手法和年画两方面的特点，因为这件作品属于宣传画的性质，因此画家在创作时充分注意到普通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除了在塑造上照顾到了写实性之外，同时还在色彩上给予单纯化，去除了写实色彩的过渡性调子，使得画面更加明亮艳丽。
这也说明石鲁即使在遵循写实原则的作品中，也隐含了色彩上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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