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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巴赫的研究表明:“在《观念I》随后几年中,与静态的、空无内容的‘自我’形成对照,胡塞尔构想了与其周围世界相关的更加具体的人格‘自我’,以及单子概念。”
马尔巴赫认为,“从表面看来,人格‘自我’概念的发展与胡塞尔转向对构造问题的发生性的理解密切相关”
,并且在弗莱堡时期,胡塞尔反复探讨了人格“自我与周围世界之发展的相关性问题”
。
[22]这表明,胡塞尔在《观念I》之后,很快就试图超出笛卡尔式的还原的理论框架,而这种持续的努力本身又与胡塞尔本人对其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构想密切相关。
尽管在《观念I》及随后几年中,胡塞尔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观念和目标并不明确,而这也是导致其一系列核心概念——如构造、内在(Immaranszendenz)、明见性、自我、世界等——不确定的原因,但是,正是这种尚不明确的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观念推动着胡塞尔对笛卡尔式的还原做出批判性的反思,并在具体的现象学研究中有可能超出既有的方法论框架而运用不同的方法。
这种方法上的反思和具体分析中新方法的运用反过来又会促进胡塞尔对其先验现象学观念论逐步深入的理解。
相应地,其一系列核心概念也将得到逐步的澄清和确定。
因此,我们看到《观念I》中的“纯粹自我”
概念向“人格自我”
概念的过渡,以及进一步向“习性自我”
或“具体自我”
概念的发展。
在胡塞尔那里,这一进程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和隐蔽的理论动机。
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马尔巴赫和榊原哲也所确定的时间,亦即《观念II》的原始铅笔稿中已有发生现象学观念的萌芽。
同样,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能完整地把握耿宁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观念的产生所做的明察。
[1]笔者曾就“胡塞尔‘明见性’概念的前后期变化是否与其思想从静态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的过渡相关”
这一问题请教韩国学者李南麟先生。
他在给予笔者肯定的回答和详细的解释之后,特别做了这样一个补充:“应该说胡塞尔‘明见性’概念的变化与其发生现象学观念的显露密切相关,但我不赞同胡塞尔的思想进程中存在从静态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的过渡这一说法,因为静态现象学也是胡塞尔后期先验现象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2]参见[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121页。
[3]参见[荷]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118页。
[4]参见Kos,J.J.:EdmundHusserl'sPhenomenology,PurdueUyPress,1994,pp.8-9。
[5]参见Farber,M.:TheAimsofPheheMotives,Methods,andImpactofHusserl'sThought,Ne;Row,1966,p.12。
[6]施皮格伯格从这种系统发生的角度出发,将胡塞尔哲学的整个发展比作一个螺旋形。
他认为,胡塞尔在前现象学时期对主观现象进行了描述,并作为一种反应,在《纯粹逻辑学导论》中提出了一种客观性的纯粹逻辑,同等地强调处于本质联系中的经验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而先验现象学的发展重又转向了作为客观观念物之来源的主体。
参见[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121~122页。
[7]参见Kern,I.:HusserluersugüberHusserlsVerh?ltniszuKantuianisum,DenHaag,MartinusNijhoff,1964,S.8-45。
耿宁更是将第三个时期细分为现象学还原的发现期和转向纯粹现象学以后深入研究康德的时期。
对此,我们看到,法伯的四阶段说与耿宁的分期有暗合之处。
当然,我们在法伯那里看不到任何方法论思考的痕迹,耿宁的分期观点则带有明显的方法论意识,这可以从其后来的著作中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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