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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理解，即把传统文化地位抬高到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2015）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需要研究，优秀因素需要继承和汲取，但是我们不能“复古”
，因为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死亡。
传统文化整体上必须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改造。
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文化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
[45]许全新教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2000）、《毛泽东与孔夫子》（2003）等著作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理解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光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继承者。
[46]
第三，从方法论自觉角度深度探索中国化的内涵和本性。
除了前面所说的“中国话”
“中国问题”
“中国立场”
和“中国视域”
外，着力对长期以来认为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结合论”
一说加以反思。
否定者认为“结合论”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来源和出发点问题，中国化应当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重写和重新出场。
[47]
第四，从方法论自觉角度深度探索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问题。
贯穿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红线本质上就是解答一个问题：如何选择、走好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中国化研究聚焦中国道路中国道路问题不仅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使命。
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范式，当然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实践主题的重大转换，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观，需要用创新的思想指导创新的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成功走出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主旨在于创造一种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
相匹配的“中国思想”
和“中国价值”
。
研究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必须要科学审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看西方前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新现代的综合效应如何在时空压缩的中国大地中构成了复杂现代性语境，然后中国现代化如何自觉地创造新现代性。
中国化的创新指数是居中的。
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化并不意味着问题视域仅限于中国。
因为中国格局始终是全球化的世界分工造就的。
因此，中国化既要有中国问题，更要有世界眼光。
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中国化研究范式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内在要素。
只有深入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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