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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有压抑和抹杀历史差异，而且为种种历史差异预留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对此，马克思自己的回答是最有说服力的：“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15]
二
查克拉巴蒂曾是印度著名的“属下研究”
小组的成员。
“属下”
（Subaltem）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用这个概念来描绘那些非精英的、居于从属和边缘位置的社会群体。
这个词还有一层特殊含义，即特指那些被统治、被剥削，但又并不拥有“阶级意识”
的群体。
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古哈等人借用这个术语来描绘印度历史上所谓的“贱民”
，尤其是农民阶层。
古哈等人认为，过去撰写的历史都是精英的历史，这些历史认为“印度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肯定这个形成过程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都绝对地或主要地是精英的成就。
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撰述中，这些成就归功于英国殖民统治者、殖民行政官员以及他们带来的政策、制度和文化；在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它们则归功于印度精英分子和制度以及这些精英分子的活动与思想。”
[16]而“属下研究”
小组的历史学家则力图重新发现被历史湮没的底层人民的声音，重新肯定底层人民对印度的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他们的目标是从底层人民的立场撰写一部“自下而上”
的印度近代史。
“底层研究”
小组的工作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逊等人要求在历史中重建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经验的主张的影响。
也许正是由于与“属下研究”
的这层思想联系，查克拉巴蒂始终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在《边缘化欧洲》一书中，他甚至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历史写作仍然具有某种“中心性”
的意义。
但是，查克拉巴蒂并未就这一“中心性”
的意义进行阐发，相反，他从反省“属下研究”
的理论前提入手，猛烈抨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
他在书中指出，如果把历史看作由大学学术体制生产出来的一种话语，那么“欧洲仍然是所有的历史，包括我们称之为‘印度’、‘中国’、‘肯尼亚’以及诸如此类历史的至高无上的、理论上的主体，所有其他历史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成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历史’的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的变体。
在这一意义上，印度历史自身仍然居于从属（subaltern）的位置”
。
查克拉巴蒂认为，尽管“属下研究”
的成员摒弃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叙事方式，力图真实地再现印度自身的历史经验，但他们却并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未改变这种“从属”
的位置，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未能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过渡叙事”
。
“这种叙事围绕着历史过渡的主题。
绝大多数现代第三世界的历史是在这种过渡叙事提供的问题框架内撰写的。
这种过渡叙事中压倒一切的（即使常常是暗含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等。”
查克拉巴蒂从一部在印度脍炙人口的历史教科书中信手拈来一段例证。
该书写道：“从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的60年时间里，我们目睹了可能是我国漫长历史上最伟大的过渡，尽管在许多方面这种过渡还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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