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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每年泛滥，提供了肥沃而松软的土壤，才使得古代埃及人以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了剩余产品，有了剥削的可能。
奴隶主阶级只是靠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使劳动者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之下，才使奴隶主阶级及其国家能够剥削大量的物质财富。
手工业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水平还很低。
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还不是很多，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可能供养更多的脱离农业生产的人，也还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作为交换的产品。
剩余的产品大多数为奴隶主阶级占有，而他们的经济性质又是自给自足的。
由于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商品货币关系也不是很发达，整体的经济发展很不充分。
因此，当时埃及的阶级关系也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奴隶主阶级的主要部分是由氏族贵族转化而来的贵族奴隶主。
从奴隶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与氏族制度没有关系的奴隶主阶级的产生条件很差，其活动余地极其狭小，政治经济实力十分弱小，在早王朝时期，甚至古王国时期，都还没有形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虽然摩赖在《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中说，乌尼不是出身于贵族，而是出身于平民，布利斯特德在《古代埃及文献》的第1卷里收集了出身于非贵族的一个名叫涅吉米布的墓铭，第6王朝佩比二世时期曾任用了一个出身平民的女性大臣，等等。
但这毕竟是很少的。
不仅这个阶级的人数很少，而且发展也很缓慢。
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贵族奴隶主的剥削又十分沉重，使得中小奴隶主积累资金十分困难，十分缓慢。
古代埃及人在修坟造墓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没有把人力和物力用于农业的再生产。
例如，出身平民的涅吉米布就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修坟造墓，而不是积累资金发展农业生产。
王室、神庙和贵族奴隶主占有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其他人却只占有极少的生产资料，而王室、神庙和贵族奴隶主却极少与市场发生关系，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限制了新兴奴隶主势力的发展。
当时，埃及国内的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而对外贸易又控制在国家和神庙手中。
例如，第6王朝佩比二世时期，西奈的一个王后的铭文中所列举的远征队员名单就包括队商的首领，而这种队商的主要目的是为贵族和神庙换取装饰品和化妆品等，于发展生产和经济没有任何意义，却无谓地消耗了用于再生产的资本。
霍尔胡夫的铭文说：“我装载着驮有香料、黑木、神香、雪豹皮、象牙和各种美妙而珍贵的东西的300头驴。”
雅典的民主共和国是新兴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形式，这个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是在和氏族贵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那是希腊内部奴隶制发展，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平民和贵族之间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共和国的统治形式维持不下去的结果。
罗马共和国是新兴的奴隶主阶级在同氏族贵族的斗争中和贵族妥协的结果。
而后来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也是其内部奴隶和奴隶主矛盾发展的结果。
埃及的君主专制所依靠的阶级基础和它们不同，其所依靠的主要是贵族奴隶主。
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经济实力雄厚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存在，乃是战胜氏族制度及其象征——氏族贵族——的必要条件。
而这在当时埃及还根本不具备。
当时埃及有许多书吏、建筑师、医生、农业管理人员等，他们本身就出身贵族，或者依赖于贵族。
他们很难冲破自身的阶级局限，成为新兴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更难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去反对旧贵族。
广大的劳动者（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经济上根本不占有生产资料，或者只占有极少的生产资料，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苦不堪言；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力和地位，他们和奴隶主及其国家是根本对立的，也不可能成为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
因此，古代埃及的君主专制只能去依靠贵族奴隶主。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极不发达，以及整个奴隶制经济的极不发达，一方面，不能造就一个同旧的贵族奴隶主进行激烈斗争的强大的新兴奴隶主阶级（事实上，直至古王国时期末期，以新兴奴隶主为首的平民同贵族的斗争并未展开，氏族制残余大量保留下来，奴隶制不能完全取代氏族制，新兴奴隶主阶级不能取代氏族贵族）。
另一方面，贵族奴隶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实力都未受到多大的冲击，发展得很不充分的商品货币关系也不可能对贵族奴隶主在经济上造成多大的冲击。
而且，由于王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依靠着他们，因而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意识形态上，都有着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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