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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引入了异常情况的分析，在此个体案例得到分析，而这不适合于一般的统计模式。
这种研究方法被用来对某些个人（他们的行为与研究中体现其他大部分人的特征的关系不相一致）进行较深层次的探讨。
拉扎斯菲尔德还是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的一个早期提倡者。
（3）拉扎斯菲尔德还创造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机构的原型。
其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便发挥着其他许多大学的研究机构模式的作用。
与大学的各系相比，研究机构更加灵活，更有侧重点，也不大容易因采纳了创新方向而受到批评。
拉扎斯菲尔德创造并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使传播学首次被引入几所大学。
他创造了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拉扎斯菲尔德促使传播理论具有了行政研究的特色。
更广泛地说，他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这种特色。
总之，拉扎斯菲尔德因其对传播学的这三个贡献而成为著名的学者，尤其是1940年的总统选举研究，被称为大众传播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一。
“《人民的选择》中的广阔范围、先进方法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发现使这次研究成为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人民的选择》在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似乎完全否定了所谓媒介无比强大的旧思想，而支持一个新架设，即媒介效果甚微，它只是许多种影响中的一种”
。
实际上，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竞选研究及其发现结束了“枪弹论”
理论统治传播学研究的时代，此后传播学效果研究可以说进入到了“有限效果论”
年代。
第四，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
卡尔·霍夫兰的学术成就集中在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人的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直到他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美国军方计划实施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于是召集了一批心理学专家组成专门的研究小组，由霍夫兰负责指导和研究美军这个题目。
他们主要研究陆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用严格的实验方法，试图找出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
他们研究发现军事教育影片确实使观众发生了变化，但变化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霍夫兰及一些心理学家继续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开始的态度与说服的研究，从多层面、更广泛的方向研究传播者的信誉、信息组织、群体适应效果、态度和观点变化的持续等问题，并将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如《传播与说服》《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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