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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一法兰西学院教授烈维
1922年烈维在达卡大学发表题为《东方人文主义》的演讲。
1928年山田龙城就翻译出版了烈维的《佛教人文主义》一书[85]。
在这一著作中，烈维说佛教文明在与西方文明会合时，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他回顾了佛教与希腊文明在中亚的交融以及佛教在亚洲各民族中的流传，深信佛教虽然流传于不同的人种、语言和国民之中，仍能保持独创性。
他还指出佛教对于幸福有很特殊的看法，显然他指的是和西方近代文明不同的看法。
他也不认为佛教可以被看作是厌世的宗教，因为佛教说人生是无限长的生命连续中之虚幻一期。
他热烈地赞扬了佛教的深奥，认为要了解佛教文明的精神，必须靠心怀和教养。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尽管身为欧洲人，烈维强调天主教主义的普遍性，强调西方文化的理想乃是塑造公民，但他也极力从梵文中找出类似的思想，因为他相信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可以从对古老的宗教文献的解读中发掘出来[86]。
烈维的人文主义思想被白璧德继承了，并发展成为所谓新人文主义。
烈维是位十分关注东方的学者，他不仅精于梵文、巴利文，还十分重视汉文和藏文。
有学者认为他的汉文水平相当精深，所以能成为欧洲学者中研究大乘佛教的先驱。
他于1892年出版了《佛所行赞》第一卷的研究，而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特意提到了他对《佛所行赞》的兴趣。
他说“弟前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糅杂，非以藏文校读不可），而就不能得，虽托俄人往蒙古库伦代钞，迄不能致。”
[87]据那格（KalidasNag）回忆，1920年泰戈尔在访问巴黎期间，会见了烈维，后者告诉他印度学者应该学习中文。
第二年烈维应邀到印度参加了中印文化研究所的开幕式[88]。
随后他转道中国、日本、俄国等国回到巴黎，曾于1922年4月在北京大学演讲[89]。
烈维的人文主义思想近年再次被学者注意[90]。
尽管烈维直接和中国学者打交道并不多，但可以说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可能间接通过美国学生白璧德转而影响到中国学生吴宓、寅恪和汤用彤等人。
吴宓在日记中还记载了白璧德对他的嘱托[91]。
所以寅恪注重中国文化的价值，而没有投身研究印度学，可能也受这种人文主义的感染。
实际上，寅恪和烈维似有一面之缘，据1925年2月27日《清华周刊》上登载的《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陈寅恪先生，乃诗人陈伯严先生（三立）之公子，幼承家学，故中国学问甚为渊博。
自前清宣统元年迄今，留学欧美，共已十余年。
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
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以及蒙文、藏文之类。
其所用力者，为古代东方各国语言及历史，佛教发达传播之历史，中西交通史等。
陈先生留学德、法两国最久，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
这段话中的“极为熟稔”
一句可能有些夸张，但寅恪在巴黎见过烈维一面似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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