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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59]。
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指出，寅恪先生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中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对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兴趣比较淡薄。
俞先生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回清华路过南京在俞家小住，俞氏曾将俄国学者舍切尔巴斯基（Stcherbatsky）书中论法称的因明学以及意大利学者图齐（Tucci）书中藏译龙树回诤论念给寅恪听，寅恪先生并不特别感兴趣。
其实，何止因明学和辩证学，印度佛学的其他方面，如佛教与社会、印度人心理等主题，寅恪全不关心，他只注重中华地区，而在中国佛学之主题方面，他又特别不关心义理。
更为精确地说，寅恪先生最多注重一些中外关系，即如俞大维所说寅恪先生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佛学传播以及中亚史地方面深受西洋学者如法国伯希和、德国缪勒、俄国巴托尔德（W.Barthold）及其他学者影响[60]。
而对于寅恪而言，要说纯粹印度佛学，则毫无兴趣。
这跟他的德国老师吕德斯是非常不同的。
吕德斯原本治古典印度学（classidology），特别是吠陀文献（Vedicliterature），后来整理中亚出土梵文文献，对中国佛教没有兴趣。
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诺贝尔（JohannesNobel）则治印度、中国佛教，出版了多卷本多语文本对勘的《金光明经》[61]。
和寅恪兴趣最接近的近代学者是钢和泰，他们两人都没有在梵文语言和古典印度学方面下过极大的功夫[62]，难以和德国学者比肩，但在藏文和汉文与梵文的互相发明方面约略相似，也是可以超越德国古典印度学者之处。
钢和泰是对中亚感兴趣，而寅恪则因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了他的学术领域选择。
以寅恪的兴趣和学术训练，他回国之后在学术上是十分孤独的，所以钢和泰实际上成为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学术上的密友，也对寅恪的佛学“教益”
良多。
钢和泰出生于19世纪帝俄属地爱沙尼亚省的贵族家庭，在爱沙尼亚和德国受教育。
从小学习古典学和欧洲历史文化，讲法语、德语和俄语。
后来入柏林大学学习梵文，1900年在哈勒大学教授皮舍尔指导下以研究吠陀文献获得博士学位，从其学术出身来看完全是古典印度学的传统。
但他毕业后曾因服务于沙俄亚洲外交事务局而有机会游学印度。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中文文献特别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了解印度历史和地理贡献极大，从而转向印度和中国以及中亚主要是西藏和蒙古的联系。
后来更在1916年5月离开彼得堡经西伯利亚来到北京研究藏文和蒙文文献[63]。
胡适到北京大学之后，邀请他为北大学生讲授梵文和佛教史课程，并亲自担任翻译工作。
胡适1922年5月9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为钢和泰买了不少有关印度佛教和中亚的书，包括《东方圣书》（TheSacredBooksoftheEast）和伯希和的敦煌石窟[64]。
钢和泰对当时中国学界颇有影响。
1923年胡适翻译钢和泰著《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发表在《国学季刊》，引起旧学家的群起而攻之。
但钢氏以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译本来研究中国古音的方法在中国音韵学者中影响甚大，罗常培特意提到了他自己就受了钢和泰影响[65]。
1926年钢和泰还在上海出版了《大宝积经大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66]。
钢和泰超出很多德国传统印度学家之处在于他能处理汉文材料，而且对中国古音很有兴趣。
这很对寅恪的胃口，寅恪后来发表过研究中国古音的名作《四声三问》，引发通晓梵藏汉语的语言学家俞敏的反驳[67]。
寅恪虽然精研梵巴文字，但主要兴趣在佛教文化史，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并不大，见识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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