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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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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十年代中期为界，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川大的史学研究分作两个时期，其变化体现在人员构成、课程体系、学术风格等各个方面，使得原本深具地方特色，以及刻意和主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学术风气，逐渐融汇（但并非“消失”
）于主流之中。
作为校方积极引入新史学的结果，从更大范围看，这一变化乃是川大国立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川大国立化不只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斗争，其影响力乃是全方位的。
这也印证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在民国时期四川的特定政治与文化环境中，“国立化”
和“现代化”
乃是一体之两面（参看第四章）。
自任鸿隽时代开始，川大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离开“国立化”
和“现代化”
两大政策。
四十年代的校长黄季陆（1899—1985）后来回忆说，抗战胜利前后，他曾劝傅斯年将史语所迁至川大。
“想不到傅先生说：川大的老先生们，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中国书，其实我们这群人都是从古籍中下过苦工夫来的。
我们有我们的治学方法，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
。
与此呼应的是，当黄氏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川大文学系的老先生们”
时，“他们并不感到甚么快慰，甚至有一位先生的意见认为傅先生中文不通，读古书句读都弄不清楚，大有反对的情绪”
。
[95]
史语所在抗战期间，内迁四川宜宾李庄。
黄季陆欲趁复员之际，把他们留在川大，可谓想入非非。
不过，他的回忆也再次证明，学校当局一直存有为学校灌注新学术空气的意愿。
但我在这里更想提到的是，它也提示出川大校内仍存在着不同的学术典范，而后者又与科系设置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
“文学系的老先生们”
一语，可以视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进入文史两系学术风格的差异。
这里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蒙文通。
1927年，他已写出《古史甄微》，并发展出经、史分途的观念，[96]但“编制”
仍在中文系。
三十年代后期，他从北大重回川大，则正式转入史学系（在北大已如此）。
他自己说：“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
照此严格推论，则蒙氏自承“知道”
史学，已到了四十年代。
虽然他此后所做并未全以史家自限，然史学意味确实愈益浓厚。
这一选择与学术界的风气、蒙氏自己的学术观念及学术建制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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