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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革”
时期极“左”
政治思潮的衍生物，这一时期形成了带有鲜明专制主义色彩的“激进主义”
文艺思潮。
在这种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姚文元在1966—1967年间的一系列批判文章、《纪要》的公开发表、“革命样板戏”
的创作与推广、“三突出”
原则的确立、毛泽东《讲话》的重新发表及其相关的纪念活动、1972—1974年间出版的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及其同类创作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矿山风云》《沸腾的群山》《征途》《峥嵘岁月》《飞雪迎春》《激战无名川》等、1973年上海文艺丛刊《朝霞》的创刊、1974年年初国产彩色故事影片《艳阳天》《青松岭》等在全国各地的陆续上映、1975年年初的“评《水浒》运动”
、政治影射影片《春苗》《决裂》的上映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学事件与现象。
与此同时，出版于这一时期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
创作、以“白洋淀诗群”
为主体的青年诗歌创作及其如《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说，都以其与当时的主流创作风尚“相异”
或“相悖”
的异类性，蕴含了文学在时代变化之后发生逆转的可能性。
“文革”
文学时期，文艺创作对政治的直接呼应，产生了特有的“政治直接美学化”
[1]的审美景观。
“审美政治化”
——可以看作“文革”
文学在创作上的一种主导思潮。
不过同时又必须看到，全新的共和国时代，从一开始就没有仅仅满足于获得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的地位。
权力主体对于共和国文化的激进想象一直贯穿于1949—1979年文学发展的进程之中。
此一阶段的文学，不仅要破除中国古典文学形成的巨大影响，同时也要重新看取西方文学、民间文学乃至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一种一以贯之的创造、超越的冲动，持续性地体现在共和国文学前30年的历史建构之中。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客观充分地把握共和国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
，是必要和重要的前提。
二、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文学
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一时段，可以看做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段。
1976年冬，随着“四人帮”
政治集团的倒台，尤其是1979年邓小平主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于“文革”
的全面否定，并施行了“改革开放”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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