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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西林的作品中，这种“喜剧性”
可以撇开外部世界的复杂形态，而凭借自身内蕴的喜剧元素来达到喜剧效果。
这种喜剧效果的形成就像物理公式一样，生活现象不过是一种实验品，反映着喜剧的公式。
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及人物的社会属性与其性格特质在这种喜剧情境的构建中并不特别重要。
事件在丁西林的喜剧中首先不是用来表现生活的真实形态，而是为构造喜剧情境而服务，它往往较为单纯，并不具有许多枝节；人物在喜剧中是作为结构性要素而存在，他的人格内涵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丁西林喜剧何以现实性不强的特征。
除了结构本身所内蕴的喜剧性，机智的语言也是丁西林喜剧的重要构件。
丁西林喜剧往往用俏皮话揭示出人或事的某种悖反性。
吉老太太数落吉先生：“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一只马蜂》）北京的主人对上海的客人说：“旁人家是主人教听差的应该怎样的小器，他是听差教主人应该怎样大方。”
（《北京的空气》）有时，剧中人用善于辩论的口才，将逻辑层层推进，使看似乖张的言论或行为最终获得情理的支撑。
《三块钱国币》中，吴太太与杨长雄围绕着“一个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东西，应该不应该赔偿的问题”
，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辩。
看起来，吴太太所说的“一个人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就应该赔偿”
是公理，但杨长雄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方法，抓住“你说是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应该赔偿），可是你不是别人”
这一自相矛盾的论题，予以层层批驳。
从“李嫂是不是你的佣人？”
、“你的花瓶脏了，你要不要她替擦擦？”
到“一个花瓶是不是有打破的可能”
、“谁可以把它打破？”
，最后归结出：“该有花瓶的人，不会把花瓶打破，因为他没有打破的机会。
动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才会把它打破。
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代替主人做的事。
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
机智的语言对丁西林喜剧况味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语言的喜剧效果多由人物的能言善辩，或性格的俏皮特质而产生。
由于这种语言喜剧性的建构多借重于逻辑，从另一角度看，也就难以彰显人物深邃的心理内容，同时也缺少浓郁丰盈的生活质感。
凭借结构内蕴的喜剧性与语言的机智来建构喜剧效果，这使丁西林的喜剧可以没有问题，也没有教诲，只以情趣与机智作为审美诉求，在巧的同时，也显得小了。
丁西林的喜剧往往只有一幕，在构成一个喜剧环节之后就戛然而止，女客的出现解决了男客与房东的争执，朋友的醒来使女性的情感失调很快得以平复，余小姐要吉先生帮忙写信询问自己父母对婚姻对象的意见，试探出了对方的真情。
可以想象，这些戏剧情节完全有着延伸、拓展的空间。
《压迫》中，男客与女客以夫妻身份分租房子，日后在与房东太太及其女儿的相处之中，必定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喜剧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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