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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显然有佛教悲观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
《山中避雨》写作者和两名女孩游玩途中避雨，苦闷之中茶博士和作者拉胡琴，众人随着胡琴唱歌，雨停后依依不舍离开，文章随后转向佛教中有关因缘的思考：“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佛教认为众生先天具有一种未被尘世污染的“清净心”
，即人们常说的“佛性”
。
而童心正因为没有受到世俗的蒙蔽污染，而近似于“佛性”
。
丰子恺的“儿童崇拜说”
受到佛教这一观点的影响，他因此极力描叙儿童世界的天真烂漫，礼赞童心的纯净真实与灵气。
正如他在《儿女》中所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在《给我的孩子们》中，瞻瞻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
，是“出肺肝相示的人”
，小小的失意，“象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
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
。
身为成年人的丰子恺这样感慨：“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
大人间的所谓的‘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而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瞻瞻认为所谓“逃难”
，“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
在孩子的单纯的眼中，是没有什么战争、苦难、征服、算计、权势与利益的，这不过是成人制造出庸人自扰的把戏而已。
让他痛心不已的是，随着儿童的成长，纤尘不染的童心逐渐被尘世所污染蒙蔽，正如《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所说：“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象绵羊的地步。”
因此，在《阿难》一文中，他甚至不合常理地突发奇想：“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病的自己死去，岂不完成了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呢？”
表面上与佛教的慈悲精神相违背，但实际表达了他对儿童世界的向往和对异化的成人世界的批判。
丰子恺也有不少散文描写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与不幸，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批判。
《半篇莫干山游记》《肉腿》《邻人》《伍元的话》《作客者言》《贪污的猫》《穷小孩的跷跷板》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而《防空洞见闻》《胜利还乡记》《传单是炸弹的种子》《全面抗战》《劳者自歌（十则）》《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等文则高度愤慨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显示了丰子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丰子恺散文在艺术上也呈现出独具的特色：
一、漫画般简练传神的表现手法。
丰子恺是一个漫画家，其散文往往秉承其画风，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注重整体构图和细节刻画，用寥寥数笔勾勒，笔法简练而传神。
如《车厢社会》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
，有人“把身子扭转来，教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座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群“和平谦虚的乡下人”
，扶老携幼站在厕所门口而被查票人大声斥骂。
寥寥数笔勾勒而成的两幅图画构成了“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
的“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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