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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当代中国版。
20世纪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
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
,“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
。
此论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第一个被他当作“假问题”
来澄清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问题。
90年代,这种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历史学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领域,把“历史学是科学吗?”
作为一个准“假问题”
——何先生没有直接认定它是一个“假问题”
,而只是认为它是“唯科学观点”
的一种表现,故用准“假问题”
来称之——来清理。
从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学术文化随笔”
集中的《〈历史与历史学〉自序》,等等,不难发现他的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是“超科学”
之说:“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则构成为历史学。”
综观何先生的有关论述,不妨概括为:历史学是以思想史为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由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认识和体验所构成,一门兼具科学、哲学、艺术而又非科学、非哲学、非艺术,不是实证的人文学科。
这种史学解说,实际上是新卢基阿努斯之辨,不同于卢氏的是,何先生把卢氏的“实用的历史”
和“欣赏的历史”
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历史学改性成了一个两性人。
或者说,通过变性手术,历史学从20世纪末的科学时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朴的不定性的童真时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关论述,历史学的这种既是又非的两重性,根源于历史的两重性。
所谓“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
这样,通常所理解的历史定义的一般内涵——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就被大大化约为人的历史,不仅“类”
没有了,而且“社会”
的内涵也被抽掉了。
无论是所谓历史的两重性,还是所谓历史学的两重性,其实都根源于个体属性意义上的“人”
的两重性。
在解说历史学是什么时,何先生又过于强调已经被他完全个体化了的“人”
的“自由和自律”
性;在探讨历史学的特性时,则把人文学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于历史学的特性。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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