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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中外日报》揭发江苏新兵捉赌枪毙平民及南京军政警政之腐败，激怒了两江总督端方，苏松太道蔡乃煌兴师问罪，他想与报馆约法三章：一、承认先前所登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必须事先将稿子交给他看。
结果，汪康年对此回答：“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照缮也。”
骨头之硬，令人敬佩。
当然，大环境助长了汪康年的气势。
清朝最后十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
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期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俄国。
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
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
。
国内报纸也强调了这一特点，认为日本作为小国能击败强大的俄国，完全是因为“立宪能战胜于专制”
。
于是，“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
当时，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自然，中国报人认为，宪政之所以称为宪政，是和封建人治决裂的。
杨翠喜案，就是对伪立宪的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
“褒贬时政，抨击现实”
的《京报》，从一开始就抛出了重量级炸弹：段芝贵用肉弹、银弹买官。
《京报》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此事的烈度立刻搅动了一场党争。
后世对汪康年从何处得知杨翠喜一事内幕并不可考，不排除有人主动提供消息的可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此事较量的几方阵容：袁世凯、奕劻、载振、段芝贵显然是一方。
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和他对奕劻的进贡以及后者提供的帮助息息相关，他们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段芝贵奉袁世凯之命接待载振，袁世凯对他送人送钱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
如果袁世凯从奕劻处了解了内情，而又不想放这位部下单飞的话，段芝贵肯定是当不了这个巡抚的。
加上清廷最后议定的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他也是袁世凯的至交，所以在东三省的预定安排中，袁的势力是很明显的。
他也愿意促成段芝贵此行。
另外一方是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机和“屠官”
岑春煊。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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