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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两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其实都受到“先走一步”
英国的影响。
在《跟伏尔泰去英国》（《万象》2007年3月）中陈先生批评了“一种说法”
，“即中国的儒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如何如何的影响”
。
后来又在《闲说“伏尔泰与中国”
》（2007年9月）再次辨析这个问题，指出伏尔泰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多是从传教士那里得来的二手货，对中国的理解很肤浅，给伏尔泰影响最大是英国。
在当法国专制统治还特别严酷、宗教冲突和迫害还很激烈的时期，他曾外出游历，在英格兰居住三年，所见所闻，与法国大不相同，使他惊喜，他把这些写入《哲学通信》之中。
伏尔泰在议会里看到英国议员如何讨论国家大事，因为有了强势议员的监督，英国是欧洲唯一的能制约君王权力的国家。
伏尔泰断言：“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
（《跟伏尔泰去英国》）给伏尔泰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知识界辉煌的成就。
他崇拜其中的杰出分子，如培根、洛克、牛顿等。
伏尔泰赞颂他们带给人类知识和才能，他们是用真理说服人的人，而不是用暴力压服人的人。
英国也给了这些人极高的荣誉。
西敏寺大教堂中的纪念碑大多不是为政治人物和权贵设立的，而是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从这组通信中可以看到伏尔泰内心深处所服膺的东西。
“启蒙”
这组文章写在陈老生命烛光即将燃尽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为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写下的思想遗嘱。
就在去世前3个月发表的《敬畏思想家》中说：“我马上就八十岁了。
老天留给我的时间越短，就愈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分量。
因而也就为在一生中有多长的时光等于‘无效劳动’而遗憾。
‘经验’总是可贵的，但也很可能是‘混日子’的‘经验’。”
老先生一生勤于思考，手不释卷，可是故园近世饶风雨，谁也不能完全超脱这个大环境，谁敢说自己没有“无效劳动”
？恐怕干“反效劳动”
也不少。
幸而近三十年来知识界中还有一些经过深入反思，从而摆脱外力干扰的杰出人士，在各个领域中辛勤开垦。
乐民先生是其中因不张扬、被人知道不多的一位，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特楬橥于此，以为对先贤的感恩和纪念。
落红不是无情物
——读陈乐民先生最后两本书
陈乐民先生去世快两年了。
陈先生去世后，家属为他出版了两本新书。
一是《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一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
这两本集子虽然多是作者生前零碎文字的辑存，但却鲜明表现出同时存在于陈先生身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前一个集子的文字（包括其中的书画）反映了作者所浸润传统文化色彩的浓重；后一个集子的文字多表现对欧美文化的思考和感悟。
如果说前者多感性，多是审美的话，后者则多理性，多是哲学的、社会学的。
两者并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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