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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古旧书业相联系的文化名人更是指不胜屈。
大名鼎鼎的如鲁迅、郑振铎、傅增湘、张伯英、张伯驹、叶恭绰、胡适等都曾是这些小小书店的座上客。
建立这样一座博物馆对曾为北京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也是一个纪念。
无可奈何花落去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关于讨论保持北京风貌的文章，不禁想说些似乎有些悲观的、但却是符合实际的真话。
我认为北京的总体风貌基本上已经丧失，我们现在致力保存和保护的不过是老北京的一些遗迹罢了。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老北京风貌？中华自周代以来对于京都的构建有个大体的模式，如以宫城为中心的“三圈式”
（宫城、皇城、京城），以宫城为中心的前朝后市、左庙右社等。
北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设计思想建构的。
最后一个王朝覆灭以后，再也不可能建筑这样的城市了。
因此可以说北京是最后一个体现传统京都模式的特大文物。
不幸的是这个文物又兼有居住的功能不可能像文物一样进博物馆，它的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对老北京风貌的破坏从进入民国就开始了（例如拆皇城、千步廊等），快一百年了。
前六七十年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民国时期铲平前门大街两侧的壕沟，铺上一马平川的洋灰路，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凿两个门洞，开通新华街，在皇城上凿洞，开通南池子、南长街，当时都叫文明建设，很少有人反对。
1949年定都北京，北京要适应新时代，大拆大改，这时才有人提出北京是个大文物要好好保护（如梁思成、林徽音先生，那时保护北京还不晚），不能大动，另建一个新北京以承担首都的功能。
但这种主张很快受到批判。
近二十年，北京原貌丧失殆尽，保持北京风貌的呼吁却一浪高过一浪，但呼声越高，拆得越快。
现在《新京报》又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原来的北京已经没多少了。
我想当前人们对这个问题议论很多大约有四个原因：一是政治环境宽松了，对于北京建设的去向问题普通老百姓也有点说话的机会了，而过去是领导说了算，或领导假借北京民众的名义说了算，连梁思成这样的专家的意见都要打压，更不用说像我这类对城市建筑知识趋近于零的人了。
二是经济发展了，人们不仅关注自己居住的舒适，也开始关注所居住地区环境之“美”
了（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
第三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的变化，过去建设北京的口号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而所谓“生产”
，在当时领导心目中就是工业生产、甚至是重工业生产。
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站在天安门上，眼前应该是一片烟囱；而当今北京发展中旅游经济占了很大比重，想要人来游玩，当然不能靠过去所说的北京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也不能靠所谓的豪华的高楼大厦，这是哪里都有的，要靠与世界其他城市相异之点。
北京与其他地方最大不同的就是“老北京的风貌”
。
有时我忽发奇想，如果五十年代按照梁思成建议做了，再造了个新北京，老北京原封不动，跟西太后当政的年间差不多，大约来北京旅游者怕要挤破了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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