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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到了高中，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了，在红专大辩论中，批判个人主义。
为了做到红专相兼，第一步就是向党交心，把丑陋的、不正确的思想向组织说清楚。
写自幼以来的思想经历，这就近于思想自传了。
依稀记得我曾写过：小时候，母亲老给我讲穷孩子认真苦读的故事，从而事业有成，考中进士，做了官，给祖宗争光。
这就是自己为什么生在新社会而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后还要表态要与这种影响划清界限，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也许是个性所致吧，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时时有掉队之感，例如学校组织大家到郊区参与亩产小麦120万斤的高产田的深翻土地活动，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从大跃进的行列中开除，并责令回学校写检讨，深挖错误的思想根源。
这一般都要从家庭写起，按照社会的要求猜度你还没有降生前的情景。
这是个包括家庭背景的自传了。
再后来也许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说缺乏自我矫正的能力或习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检讨，不断地挖犯错的根源，于是小时候的经历就不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来，所以写自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前两年，老同学和同事闵家胤先生拿出了一本50年前（1960年）为全班同学写的小传，自然也包括我的小传。
我上高中时闵家胤是我们班的班长，1960年考大学时，他立志要考北大哲学系，没想到给分到不入流的二类学校——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我沦落到一个学校、一个系。
他很生气，但也办法。
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从上高三开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绩超过福建、上海（50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分的前三名），从高三开始要求人人住校，严格执行作息制度，加大复习作业量，三天两头搞模拟考试，要求把成绩提上去。
当时的北京教育局孙国梁局长亲自主持两次全体高三毕业生参加的誓师大会，全体同学也以获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励。
可是考完之后，考分突然不作数了（那年发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书，其中必有反复过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来），大学录取完全靠政审。
政审时有四个戳子：破格录取，一般录取，降格录取，不宜录取。
大约闵家胤就属于“降格录取”
（他是班主席，本身不会有问题，但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起义人员，这是会影响录取的）的，所以，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早早报了到，表示“服从分配”
。
但到了学校，没事情做，就写了这份同学小传。
他说，文革当中，许多文字资料都被学生抄走了，包括日记等，但写小传的本子却无意被保留下来了。
于是就可以看到50年前，我在先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
王学泰
旧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后父亲劳改。
家开补地毯作坊，到现在还是私营单干。
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
中西若干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一大堆历史知识、美学知识、音韵文字学知识等等，杂七杂八充塞在他头脑里。
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
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
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画脚的嘲笑来表示厌恶，一切积极分子他都认为是营营追名逐利的小人。
在思想上他常说自己“又走进了死胡同”
——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
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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