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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内行管内行”
的可怕即在此。
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泽厚的《门外集》（这是李氏最早的一个集子，出版于50年代末）。
有天睡觉时翻一翻，被人发现拿走，后来批判时就拿其中李泽厚论诗引苏东坡《临江仙》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文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说事。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单调的劳动外，只能读《人民日报》，其他基本上都不能读，也没有书可读（当时也正是文革热潮中），几年下来，还不退化？那时如有机会我不放弃任何一些有字的纸张。
记得北大经济系一同学，把他经济学讲义拆了作手纸，拿来上厕所。
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厕所撕下一页（相当八开的一张纸），在厕所细读。
我这半本是讲“边际效益”
（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讲这些）的，连续两个月使我有了些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如果从对读书的限制程度来说，坐监狱都比在南口劳动好，因为监狱主要职责是看着犯人别出事，对于看书则管得不多。
在看守所因为对送东西管制较严，所以对送书看得也很紧，但不至于连“毛选”
“马列”
一类的书都不让送，一般在号子里就有四本“毛选”
，随便看，没人敢反对。
1975—1976年，我在北京市局看守所K字楼待了一年多，读完了“马恩全集”
1—20卷。
其中觉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难读。
字词都懂，连在一起就搞不清了。
为了明白语意，我把重点段落句子加以分解，分清主谓宾，要在书上作标记，划各种符号。
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看守所不许犯人有钢笔、铅笔一类锐利的杆状物。
犯人也想出了一种替代物，就是把牙膏皮（那时都是铝皮或铅皮）展开作平面状，然后把牙膏皮用力卷成卷，一端磨尖，即可在纸上画出道道来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两卷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用它纪念我的这一次认真读书，虽然书上的“铅皮”
痕迹大多已经模模糊糊了，平时我真是很少如此认真地读过书，大多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到了真正的监狱——北京一监，看书更方便了。
因为所在的中队是“反革命中队”
，过去的犯人也喜欢读书，有些犯人离监，就把书留了下来；狱中的“小报组”
（编辑一种行之于“一监”
的《劳改通讯》）也在这个中队，他们那里也有点儿书。
这样“一监”
的书源远较看守所丰富。
另外，家里送书也远较看守所方便，很少被拒。
据我所知，仿佛只有鲁迅的书不让送，其他的连线装书都能送进来。
民国初年石印本《随园诗文集》我就是在“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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