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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
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底儿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
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
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
玩！
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
，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
日本人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
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
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
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
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
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
，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
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
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
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
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儿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
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
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四十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
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
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
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
20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
）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
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的幔帐和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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