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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家告诉我们，虽然整个朝廷和全国因范缜的理论而**，没有一个人在反驳他的辩论上获得成功。
范文所称灵魂只是身体功能的表现，并不能在身体死后独存的论见对于后世中国思想有重大的影响。
如哲学家兼史学家的司马光（公元1019～1086A.D.）在驳斥流行的天堂地狱信仰时就抱持类似的理论。
他说：“甚至假如有地狱和凿焚捣研等刑法，当尸体已经腐烂，灵魂也已分散时，还遗留有什么东西来承受这些酷刑？”
这真是范缜理论的一项注解了。
七
因此我们考证的实在结果应可分为两方面：（1）流行的中国固有宗教甚至即在一些显然有识者的努力以求其系统化合理化以后，也仍含有一种关于人类灵魂及其死后永存的书丛单纯观念。
而且正是这种中国的灵魂观念，才由于印度佛教的新思想，而为之加强和革新。
（2）中国重要的智识界领袖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积极的兴趣，果然他们有些什么兴趣的话，他们的讨论也常常要不是终于不可臆断，即是公然否定灵魂和它的不灭。
这使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1）中国思想家对于灵魂和它的不灭问题为什么不感兴趣？（2）
在知识阶级的宗教或精神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代替人类不朽概念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传统由于素来偏重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所以哲学家便不大认真关心于死后生活和神鬼的问题。
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这几句话可做为这方面的说明。
另外一次，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颜渊篇》）。
在这个人类世界上，道德的生活本身已足够是一个目的，固不需忧虑事后未来或畏惧鬼神。
孔门伟大弟子之一的曾子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楷模。
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一个中国君子，如果没有深受印度思想和信仰的影响，对于“死而后已”
的想法是不会感到痛苦和后悔的。
现在谈到第二个问题：就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究竟有没有什么中国人的概念或信仰可以取代其他宗教人类不朽观念呢？
当然有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五四九年——即孔子不过是两岁大的孩子的时侯——鲁国的一个聪明人叔孙豹曾说过几句名言，即所谓有三个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同时，他举了一个例：“鲁有先大夫日臧文仲，既没，其言立”
[26]。
这段话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是最常被援引的句子，而且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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