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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别的指望”
；其出版人威廉·海恩曼最初也持谨慎的态度。
海恩曼学识渊博、眼光独到，旗下作者既有约瑟夫·康拉德、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翰·高尔斯华绥、亨利·詹姆斯这样威望尊崇的严肃作家，也有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之流红极一时的通俗作家。
但即便是他，在出版《月亮和六便士》之际，也万万没有想到，毛姆即将压倒上述驰名多年的小说家，成为其公司最畅销的作者。
1919年4月，《月亮和六便士》率先与英国读者见面，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媒体的讥讽和市场的冷落；但转机很快在大西洋彼岸出现：其美国版在同年7月推出，首印五千本旋即售罄，到年底竟然卖掉将近十万册，进而让沉寂数年的《人性的枷锁》重见天日，并最终在文学史上奠定了无可撼动的经典地位。
正是由这个时候开始，毛姆才在成功剧作家的身份之外，再拥有畅销小说家的头衔。
奇怪的是，尽管《月亮和六便士》和《人性的枷锁》、《蛋糕和麦芽酒》（cakesandale）等作品一样，极受几代读者欢迎，数十年来从未绝版，尽管这部作品在毛姆的小说家生涯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它却遭到长久的忽略。
比如1940年9月，《英语杂志》（theenglishjournal）刊登了哈佛大学英文系副教授西奥多·斯宾塞的综述性文章“萨默塞特·毛姆”
，该文第三部分宣称“毛姆的小说家生涯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兰贝斯的丽莎》（1897）到《人性的枷锁》（1915），第二个阶段是从《蛋糕和麦芽酒》（1922）到《圣诞假期》（1939）”
，偏偏漏掉了1919年出版的《月亮和六便士》。
甚至在2009年出版的《萨默塞特·毛姆的隐秘人生》里，作者萨丽娜·赫斯汀斯（salinahastings）对这部小说也是仅用寥寥数笔带过而已。
《月亮和六便士》遭到低估乃至忽略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的欺骗性。
经过长达二十年不辍的笔耕，毛姆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出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和优美准确的遣词造句，然而这种精熟的匠艺却是一把双刃剑。
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行云流水的快感，即便是那些故意站在毛姆对立面的吹毛求疵者，也无法否认他的作品——当然包括《月亮和六便士》——令人不忍释卷；但另一方面，他巧妙埋藏的线索和用心良苦的寓意，却消弭在这种流畅得几乎无需动脑子的阅读体验里。
换句话说，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专业的学者，往往会因为这种高度易读性而错误地将这部堪称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等同于平庸的通俗小说。
最常见的误读莫过于将保罗·高更的化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当成小说的主角；就我看到的众多文献而言，绝大部分评论者都是这么认为的。
基于这个错误的假设，他们对《月亮和六便士》提出了两种严厉的批评：斯特里克兰的人物形象并不真实，其舍弃家庭投身艺术的动机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然而毛姆无意为斯特里克兰立传，他要做的是“继续用双行体撰写德育故事”
。
既然毛姆以乔治·克雷布自况，这里的“双行体”
，当然就是现实主义。
就人物角色、背景设定和叙事情节而言，《月亮和六便士》的维多利亚色彩并不难辨认。
小说的角色是寻常的平民百姓：叙事者是怀才不遇的作家，德克·斯特罗夫是庸常蹩脚的画家，尼科尔斯船长是离乡背井的流民，缇亚蕾·约翰逊是开门揖客的商人，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原本是再平凡不过的股票经纪，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等阶层，离开伦敦后主要以打零工为生，最终还沦落到依靠塔希提岛上某个土著女子的祖产过日子的地步。
小说的背景全都设定在真实的地方，如伦敦、巴黎、马赛、塔希提等，书中关于这些地方的文字，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地理景观，均是现实的写照；尤其是毛姆对伦敦生活、巴黎市井、马赛妓院和塔希提景色的描写，简直就像历史纪录片般精确。
叙事情节更是毫无突兀之处，整个故事随着叙事者在伦敦、巴黎和塔希提之间辗转而逐渐推进，跟作者本人的生活轨迹如出一辙。
而且不仅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其他人物的性格谈吐，也都有真实的原型：露丝·沃特福德取材于毛姆的好友维尔丽·汉特（violethunt），德克·斯特罗夫则来自休夫·瓦波尔（hughwalpole）；至于可怜的布兰琪·斯特罗夫喝草酸自绝于世，显然是嫁接了毛姆的哥哥哈里的悲剧：这个郁郁不得志的文学爱好者在1904年7月喝了硝酸自杀。
《月亮和六便士》还有更多的细节来自毛姆的生活，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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