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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治与人治》：中国精神上所缺者为公德守法，而物质最缺者，厥为屋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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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虽出生于宣统元年，但从懂事起一直是共和国的公民。
以他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帝制与共和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一个人或他的王朝说了算，而共和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发言权。
然而从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到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是张作霖、吴佩孚说了算，就是蒋介石说了算。
遇有不同的声音，不是失踪判刑，就是饮弹龙华。
邵飘萍因言论而遭军阀枪杀，萧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纪因参加共青团而被关进张作霖的侦辑队，要不是被他就读的教会学校的洋校长保释出去，也难保不丢命，因那是个可以不审就毙人的地方。
所以1939年他不是从一个共和国，而是从一个实质上是帝制国家前往英国的。
看到人家的领导是靠选票上台的，因而，不称职可以罢免或下次不选；看到即便在战时，那里的人民也言者无罪，对不适当、不合时宜甚至不顺眼的事，可以指了首相的名字痛斥，而不至关监狱，更不会失踪，自然好生羡慕。
还有叫他更难以理解的，不但民间可以畅谈国事，甚至正当英国独自在对德意法西斯作着民族存亡殊死战的时刻，伦敦还在公开发行着两家反战的报纸：一份是从宗教上反战的《和平新闻》，另一份是拥护纳粹盟友——苏联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
（当时苏联还与纳粹签了友好协定）。
邱吉尔首相迫于舆论的压力，还向一个因在言论上与政府唱了反调而受处罚的老人赔礼道歉。
要是换个地方，这两份报纸即便政府不禁，民众也会把它捣毁。
萧乾看到二战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优劣。
在他心目中，言与行是很难分的。
大敌当前，除了奋起抗敌的主流之外，竟然还有唱反调的，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却出版反战报纸，鼓吹和平，还不构成叛国行为？然而不，那自然会为正义之声所压倒。
德军飞机来袭，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电，即便出于疏忽，也轻饶不了，会处以重刑。
而出版反战报纸，仍属言论，只能容忍。
由四十年代萧乾从英国发回的通讯特写看，对民主、法制的肯定和对言论自由的提倡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其中尤以《舆论、广播、宣传》和《瑞士之行》为最。
瑞士应可以说是欧洲最稳定而团结的国家，然而它却是由三四个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组成的。
由此看，同文同种也并非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首要条件。
使瑞士各民族人拧成一团的，正是他们那坚固的民主制度。
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谁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主子，谁也不是奴才。
社会上，政坛上，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达到一致。
《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对这种民主自由气氛的羡慕。
《舆论、广播、宣传》则更以许多实例来说明，越是国难当头，越要讲求民主。
越是同集权的纳粹作殊死战，自家的民主传统越不可丢。
否则，这战争就没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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