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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延安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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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高士其的病情急剧加重，生命垂危。
原来高士其急需的一种叫做Sine的特效药吃完了，延安无法买到。
这种特效药还是高士其在上海时，请红十字医院的神经科专家哈尔培恩医生给开的，高士其服用后，对病情有明显的缓解，从此一直服用这种特效药丸。
这种药只有在上海或者香港才能买到。
党非常关心高士其的健康，拍电报给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要求想办法以高价买12瓶，供高士其使用。
但电报局在翻译电文时，误将“12”
写成“1”
，结果从香港只寄来1瓶。
高士其很快就吃完了，失去药物支持的高士其，病情急剧恶化，有生命的危险。
为了抢救高士其的生命，党中央决定派人护送高士其到香港进行治疗，并计划如果形势许可，还准备将高士其从香港转送前苏联，进行彻底治疗。
4月12日早晨，党派边区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林山同志到中央干部休养所接高士其出发。
上午9时，高士其依依不舍地与休养所的全体同志告别，与他们一一握手。
张若萍、苏菲、陈希、邹文宣等，一直将高士其送到山下，拉着高士其的手，千叮咛，万叮咛，要高士其保重身体，希望他一到香港就给延安写信，他们会时刻挂念他的。
刚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高士其，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即使在眼下重病的情况下，也仍然想着学习马列著作，在他的行装中，就有一大麻袋马列书籍。
两个年富力强、头裹白巾的陕北老乡，用一扇门板作为担架，抬着高士其走。
在延安一直跟随高士其的红小鬼陈世富在一旁照顾着高士其，林山同志牵着一匹马，一同前行。
时值初夏，林木葱葱，虫鸟交鸣，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了下山的一半的路程，来到中央组织部土山上的窑洞。
陈云同志因为工作太忙，派秘书夏云同志接见了高士其，并将一封秘密文件交给高士其（这封密件证明高士其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代表陈云同志嘱咐高士其：“到香港后，要安心治疗，安心养伤，这就是党交给你的战斗任务。”
又语重心长地对高士其说：“不要急于工作，来日方长，能把病养好，就是胜利！”
听到这番话，高士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抓住夏云的手，说：“请转告陈云同志，请他放心，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告别中央组织部，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南门外的十里铺，这里是延安和外界交通的一个联络站，一名八路军的李副官和一名护理兵，已经奉命在那里迎接高士其了。
林山同志把秘密文件亲自缝在高士其的上衣口袋里，与高士其共用午餐后，告别高士其，赶回山上。
第二天，李副官、护理兵和陈世富三人，扶高士其登上了等候在门口的大卡车，当时还有不少陕北公学的学生，这些革命的火种，要从这里撒向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很多人的目的地也是重庆，于是高士其与他们同行，还与一位叫做滕剑的学员攀谈起来，原来她还是一位爱读高士其科学小品的读者呢！
大卡车缓缓开动了，沿着黄土高原，一直向前，向前！
高士其在心里默默地念道：“别了，延安！
别了，宝塔山！”
短短一年的延安生活，成为高士其人生的转折点，在他以后的生活里，无时不在怀念延安，怀念宝塔山下青年的歌声，怀念延河两岸的风光、人物，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延安精神更是鼓舞了高士其一生，当44年后，已经78岁高龄的高士其，回忆起这段生活，又仿佛回到了从前，写下了深情的诗篇——《忆延安》：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灿烂的阳光照在黄土高原上；
一钩新月挂在绿树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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