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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
“五四”
和“五四”
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
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
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
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
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
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
不幸的是，“五四”
前和“五四”
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
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
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
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
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
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
《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
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
“五四”
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
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做“精神讲话”
，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
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
，其中“不借外债”
和“不进租界”
还真是做到了。
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
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
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
，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
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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