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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西文化大规模地碰撞,他们适逢其时,自然而然地就对涌进门来的西方现代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像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徐建寅、张斯桂、赖长、曾昭吉等人,或精于数学,或长于制造,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迷恋,更多的是出于自家的爱好而非改造社会的冲动。
他们也会捐个官衔,也投身洋务官僚麾下做事,但他们更热心的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尽管政治会不断地来麻烦他们。
以上讲的这类人中,除了那些心有旁骛的“畴人”
之外,几乎都怀有或强或弱的政治抱负。
出身教会学校的少数精英,由于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士林之外,也与中国正统文化相当隔膜,尽管他们也怀有一腔报国之志,比如马良拒绝法国领事的聘用,一心为祖国所用。
容闳放弃在美优厚报酬的职位,毅然回国。
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国人眼里还是半个外人,即使是接纳他们的洋务派官僚,也有意无意把他们当客卿,他们自身的政治抱负和身处的社会时代对他们的政治期待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凭他们自身之力显然无法打破这种无形的政治樊篱,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行为也就只好是顾问与咨询性的。
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出来西化的“士”
的政治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不过,至少在洋务派官僚眼里,他们还算是自己人,有事也比较放心交给他们去办,只是总把他们视为纯技术人员,只乐意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有发言权。
即使像李鸿章这样比较开通的上司,对严复这样的不世英才,也只愿意将之放在军事教育的位置,而且使其“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
也就是说,只愿意让他把知识教给学生,当个高级的教书匠。
明明船政学堂出身的刘步蟾、邓世昌、萨镇冰等留英海军人才足以承担起领导北洋海军的责任,但李鸿章非得将一个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淮军将领丁汝昌加在他们头上。
这主要不是李鸿章对洋务学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愿意破坏他给洋务学生的政治定位。
后来的张之洞虽然好了一点,总算给洋务学生蔡锡勇委了个铁政局总办,但却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用人权,“用款至百串即须请示而行”
,蔡锡勇这个总办说到底“仍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
。
这样一来,这些洋务学生的政治心态就变得扭曲而怪异,一方面,在社会和洋务官僚体系的种种限制和暗示面前,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也情愿做好人家要求他们的“本职”
,但是由于他们投身的洋务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他们很难施展自己的所学和才能。
另一方面,他们多数又不是那种天生热爱自然科学的人,一旦变成读书人,他们就会习惯沿着传统士人的路线去关心政治,“本职”
工作的种种不如意,更加强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意向,很明显,他们的这种“出格”
之举常常是要受到压制和冷遇。
在传统士人看来,他们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过问政治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子,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资格”
的原因,这些洋务学堂出身的人当了官之后还要再试科举,像严复那样,一次次地碰壁,乡试落地。
也有人还真的一步步登了上去,中进士入翰林,结果却彻底地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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