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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议会制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立法与行政分开的原则。
另外像会中财务、帐目管理，入会退会等等都本着民主精神，绝无一丝一毫的个人专断在内。
稍微大一点的款项动用，就需会众公议方可。
财务还有查帐制度，规定一经查出有营私舞弊行为，不但责任人须受罚，而且保荐人也要负连带责任。
可以说，算上康梁在戊戌之后的政治组织，以及革命派的政党，保国会堪称是当年最富民主气息的政治团体之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
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
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
，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翦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
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
民权之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有为所阻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88年以荫监生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革新之路。
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望更多地放在开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一点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像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
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燮说康“慑力胜人”
。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傍君权变法的幻想。
以致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
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祖辈辈渴念已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受遭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可能淹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
“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
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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