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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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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之渐”
的说法来自于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
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
但十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午以后。
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顽强的实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
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小说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
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
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
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
这种“为什么”
在当时大多数士人心中都有。
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入欧”
的种种事象逐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
结论自然是：以敌为师。
不过，从极度的看不起到由衷的佩服，而且在刚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情况下，低下头去拜胜利者也是无理蛮横的侵略者为师，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这个时候也恰是日本人极其狂妄的时候。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说：“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
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koyo）。”
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时代，国际上的道义是不被人看重的。
这种对中国人的轻视，实际上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情绪。
在这种情形下向日本学习，所受的屈辱将是加倍的。
这时中国士人之所以要学习日本，首先是由于日本是一个颇具可比性的成功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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