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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仅依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
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干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
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
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
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暴，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
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
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
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
（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268页）。
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
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
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
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
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
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
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
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
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地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
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
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
，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
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
，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
（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十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
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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