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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多事者”
在后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总比没有要好些。
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
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知书达理（礼）”
，掌握了话语权，能讲理。
实际上，在这些作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昔话语的残存。
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
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
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
，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
，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
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
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
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
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
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
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
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
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地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
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
，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
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
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的被弃之如敝屣。
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
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
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
，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
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里，我用“失败”
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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