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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
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
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
《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
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
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
据阿英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
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
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
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
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
。
《苏报》案的“重罪”
（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
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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