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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
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以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
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和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以及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
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
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有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
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拥有了却不会使用。
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
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
这一切，也为后来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
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
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
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
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成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涵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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