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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桃花源”
的解读——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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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是个谜。
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
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尔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
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
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
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的农村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
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
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个中的“能人”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
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
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
现象的全部内涵。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
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
往往以族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产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
农民不仅对“集体经济”
有需要，而且对那些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
也有强烈的依赖。
越是在动**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
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
古代中国有过“坞壁”
，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
。
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望能依靠人和组织渡过转型期的风险。
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加上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
所以，他们更多地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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