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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盛唐不再。
这看上去好像是个悲剧，其实对文化来说倒是未必。
光耀的时代虽然过去，唐朝还要延续近一百五十年时间。
在一片苍凉之中，一种新的诗意出现了。
在一场大灾难之后，别的可以恢复，而文化却不可以用“恢复”
一词，因为它必须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向前延伸。
大灾难之前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其他部门，却不可以拿来衡量灾难后的文化。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种悲剧气氛所裹卷，把这种悲剧气氛表达得最好的是杜甫。
杜甫用他那支充满人性关怀的笔，把离乱之情、丧乱之景，写得无人能够超越。
但是，再深沉的痛，也会被时间所疏离。
在杜甫之后，一个在安史之乱发生时才十七岁的小伙子将首先对这场灾难进行更宏观的美学挖掘，那就是写《长恨歌》的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创作了近三千首诗的大诗人。
他写诗，负有“兼济天下”
的使命，又通俗易懂，大受民众欢迎。
在传世的唐诗名句中，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
我本人并不太喜欢白居易的诗，在他的两篇著名叙事诗中，比较喜欢的是《琵琶行》。
但是，不能不承认，白居易用《长恨歌》，把唐代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裂口，引向了故事化、情节化的情感审美之途。
这是历史终于用文学方式告别灾难的一个信号。
相比之下，格调更高的是与白居易同年出生的刘禹锡。
他的怀古诗写得最好，可谓空前绝后。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庞大的主题是其他文化所缺少的，那就是沧桑之慨、兴亡之叹。
这个主题，刘禹锡完成得特别成功。
请读《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还有《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文人那么喜欢抒发沧桑之慨、兴亡之叹，与中国历史的连贯性有关。
看来一切都变了，但是，能说“变”
，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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