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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层层叠叠分下来，文学本身的等级就错乱了。
有趣的是，等到“文革”
一结束，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又以新的政治坐标来划分了，哪怕是编教材、编辞典、演杂技都被判定为“四人帮阴谋”
，连“文革”
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妇好墓，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敢说这是什么时候出土的，因为一说似乎是证明那十年对于古代文物不完全是彻底破坏。
这就是说，那些两千年前的俑人、女尸，都犯了现代的政治错误：不该在那个时期出土。
这个思维，直到你们老师一代，都还比较顽固。
我真希望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能够摆脱这种长久的魔影，让文化开始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立。
这也是我花那么长时间开设这门课程，并在屈原上停留那么久的原因之一。
好，那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屈原吧。
我很想听听你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屈原的人生境遇如何造就了他的文化人格？
王安安：在政治坐标系里屈原一路下跌，可是在文化坐标系里他却是一路上扬，所以如果说对屈原的放逐、流浪的苦难，我觉得不该选择“惋惜”
，而应该是“庆幸”
——当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一种站在宏观文明视野中的理解。
我们庆幸这个苦难降临到他身上，就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
正因为有了这段苦难，屈原才走向了边缘，走向了自己，走向了心灵，创造出那么多瑰丽的诗篇，以至于很多年后，李白感叹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余秋雨：这就是那首我所喜欢的《江上吟》。
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一语道破了文化价值的伟大和永恒，又一眼看破了政治得失的虚空和易逝。
王安安：我不惋惜屈原的遭遇，但我惋惜他十分孤独和窘迫的流放生态。
我不希望他做官，却希望他能在一个比较从容的环境里多写点诗。
丛治辰：我倒不这么认为。
诗人的生活不能过于从容和安逸，因为这会磨损他的生命力度。
诗人跟散文家、小说家不一样，诗人的作品是跟生命高度统一的，不像小说家的创作那样可以虚构。
有人批评中国当代诗歌缺乏力度，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诗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他的生命状态跟他写诗的状态分裂了。
屈原最后的自沉，他对生命的体验，和他的作品最后达到的力度、高度是一体的。
万小龙：我想起自杀的诗人海子，他说他的一生有三种受难：流浪、爱情、生存；他的一生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丛治辰：前一阵子非常流行一句话：“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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