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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真正的民主理想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定义这些目标：感受自发、有意识而且有活力，不论是爱是恨，是幸福是悲伤，是恐惧是渴望。
这包括表达的能力以及自控的能力。
因其作用关键，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爱和交友的能力。
爱既不是寄生性的依赖，也不是施虐性的支配，而是如麦克默雷[19]所说：“一种关系……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因为人自然会分享经验，理解彼此，在共同生活、表现真我中寻求快乐与满足。”
治疗目标中最具综合性的便是努力实现内心一致：毫无伪饰，情感真挚，能全身心地去感受、工作、信仰。
这一点唯有解决冲突后才能实现。
这些目标并不武断，能够成为治疗的目标也绝非仅仅因为它们与历代智者追寻的理想不谋而合。
但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因为这些因素是精神健康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目标，因为逻辑上它们与已知的神经症致病因素一脉相承。
我们敢于提出这么高的目标，基础在于我们相信人格可以改变。
不只是孩子可塑性强，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甚至可以做出根本性改变，只要我们还活着。
这一信仰得到经验的支持。
精神分析是寻求彻底改变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我们越是理解神经症中各种力量的作用，如愿改变自己的希望就越大。
精神分析医生或患者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
这些是我们努力追寻的理想。
其实际价值在于，他们能够在治疗中、生活中引导我们。
如果不清楚这些理想的意义，我们便可能用新的理想化形象代替原有的，这很危险。
我们也必须明白，精神分析医生无力把患者改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他只能帮助患者解放自我，努力追求这些理想。
这也意味着让患者逐渐成熟、不断成长。
[2]威廉·詹姆士，《记忆与研究》，朗文出版社，1934年。
[3]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东方佛教协会（京都），1938年。
[4]参见卡伦·霍妮，《自我分析》第八章“病态依赖”
。
[5]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
在“羯磨”
这一章，作者对西方文明不理解这些精神规律深表震惊。
[6]此处英文原文为“hopelessness”
，译为“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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