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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认为我的理论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但至此我认识到，为求更准确的理解而开展的研究已经带我偏离弗洛伊德的方向。
如果弗洛伊德认为属于本能的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文化决定的，认为出于力比多的需求实际上是对情感的神经症性需求，以由焦虑催生、寻求与人共处的安全感为目标，那么力比多理论便站不住脚了。
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则另当别论。
这样一来，其他理论差异便也紧随而至。
因此，我有必要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另立门户，形成自己的观点。
阐明这一观点的成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我继续对神经症驱动力进行了研究。
我将强迫性驱动力称为神经症性倾向，并在我随后的著作中描述了其中十个。
至此，我也已经认识到神经症性人格结构具有核心影响力。
此时，我将其视为一个宏观结构，内部有许多微观结构相互作用。
每个微观结构的核心都是一种神经症性倾向。
这一神经症理论具有实用意义。
如果精神分析不是首先将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依赖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内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在不依靠或略微依靠专家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认识并改变自我便完全可行了。
精神治疗需求广泛出现，而可靠的治疗依然稀缺，面对这一局面，自我分析看起来有望填补巨大的需求缺口。
因为主要内容是关于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局限性及具体方法，我将这本书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该书中对个人倾向的阐述并不能让我完全满意。
虽然对这些倾向本身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我始终觉得，列举这种表现形式太过简单，以致这些倾向显得过于孤立。
我发现，对情感的神经症性需求、强迫性谦卑以及对“伙伴”
的需要属于同一类。
当时我未能发现的是，他们共同体现了一种对人、对己的基本形态，以及一种特定的人生哲学。
这些倾向的核心，即我现在归纳起来所称的“亲近人”
。
我还发现，对权力和特权的强迫性渴求与神经症性野心具有共性。
我称为“对抗人”
的倾向所涉及的因素大体由此构成。
而受人仰慕的需求和完美主义驱动力，虽然都具有神经症性倾向的所有特征，并影响着神经症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是看起来它们主要关乎个人与自我的关系。
同样，被人利用的需求，看起来不如对情感或权力的需求那么基础；它的影响不如后二者广泛，仿佛它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从一个更大的整体上剥离出的一部分。
我的质疑后来被证明是合理的。
在之后几年里，我的兴趣焦点转移到神经症中各种冲突的作用上。
我曾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指出，不同神经症倾向之间的冲突使人罹患神经症；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指出，神经症性倾向不但会互相强化，而且还会产生冲突。
不过此时冲突还只是一个边缘话题。
弗洛伊德曾发现内心冲突的影响，然而，他将其视为压抑与被压抑的驱动力之间的斗争。
这时，我开始认识到冲突的性质并非如此。
冲突存在于两个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体系之间，虽然发源于对他人的矛盾心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包含了自我关系中的矛盾心态、矛盾的品格以及矛盾的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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