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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营长神秘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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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临沂方面拒绝派人北上，根据山东省革委会文化组的指示精神，省博物馆决定委派本馆吴九龙和修复室的青年修复专家杨正旗押运竹简赴京，并作为山东方面派出的专家，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会合，共同对出土竹简进行整理、保护和研究。
鉴于时间紧张，博物馆方面来不及订购车票，1972年5月8日凌晨2点51分，吴九龙、杨正旗携两箱竹简登上了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
当吴、杨二人上车后，发现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不仅座位全无，狭窄的过道里也满满当当，整个车厢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熏人的臭气。
无奈之中，二人只好把箱子放在两个车厢相连的过道里，由于木箱有较强的承重能力，每人放一个在身下，既保证了安全，也算有了个硬座。
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王冶秋
列车在济南站短暂停留后，又喘着粗气缓缓向北驰驶，当越过著名的黄河钢架大桥后，开始加速奔驰。
略带几分凉意的暖风从打开的窗子飞蹿而入，在车厢中来回飘**，让人在微醺中昏昏入睡。
面对暗淡的灯光和纷乱中渐渐沉寂下来的车厢，吴九龙对杨正旗说道：“你闭上眼睛打个盹吧，箱子我照看着。”
“还是你先来吧。”
杨正旗推让着。
“你知道，今晚我是睡不着的，一是惦记着咱的箱子，再一个是就要见到我的父母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吴九龙说着，有些湿润的眸子里闪着激动的亮光，随后又苦笑了一下，眼望漆黑的夜幕，在隆隆的列车行进中，断断续续地忆起了来山东前后所经历的一段悲欢离合的往事——
自打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下放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劳动，随后又被发配到嘉兴农机厂当了一名车工之日起，吴九龙觉得也许他这一生都将与自己所钟情的考古工作绝缘了。
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他不得不放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一门心思干好眼前的工作。
由于在北大读书时自己学过绘图，对工厂的图纸很快就能看懂领会，进厂两个多月便可作为骨干力量开始和师傅们轮流顶班劳动了。
1971年底，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国家筹办“两大文物展览”
的契机，在周恩来、王冶秋等人的努力下，图博口下放的部分业务人员开始陆续归队。
趁此机会，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考古学家谢元璐给远在浙江嘉兴的吴九龙写信，希望他能归口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贡献。
谢在信中透露，除北京、上海、天津等三个直辖市明确规定不能进入外，其他省市都可自行联系归口事宜。
吴九龙是在北大读书时，在随老师和同学到山东临淄春秋故城的发掘工地实习时和谢元璐相识的。
当时谢作为著名考古学家，代表国家文物局负责这个考古工地的协调工作，吴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但就这样两个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都悬殊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建立了深厚友谊。
尽管后来二人天各一方两茫茫，但友谊之情未了，来往书信未断，在这个节骨眼上，吴九龙接到了谢元璐的来信，并准备按照谢的意图开始行动。
因为从事考古工作是自己终生的理想。
自从当年由中学毕业考入北大历史系后，吴九龙就曾设想进考古专业学习。
一年后，历史系开始分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等三个专业，吴九龙被划到了历史系。
为了实现进考古专业学习并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他找到了对自己倍加关爱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杨泓。
经杨泓向当时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推荐，才改修考古专业，并因各方面优秀的成绩当选为考古班班长。
这位当年的一班之长，自然不能抛却自己的追求和梦想，所以当冬天过去，春天再度来临之时，他要从蛰伏的大地深处探出头来，重新回到生机盎然的天地之中一显身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谢元璐（左）与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山西侯马考古工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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